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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自振:茶叶历史文化研究权威

2019-10-15 08:04:32 50

朱自振是学界公认的着名茶史专家,国内屈指可数的顶级茶叶历史文化研究权威。在近50年的茶史研究生涯中,他主要做了三件大事:发掘和整理中国茶史文献资料,论证巴蜀是中国饮茶文化的摇篮,培育茶文化研究后继人才。这些卓有成效的工作,对推进茶文化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,赢得了世人对他的普遍尊敬。

倾力编纂历史资料

资料积累是从事科学研究的前提和基础。然而,获取丰富翔实科学的茶史资料并非易事,没有坚忍不拔的毅力,没有不甘寂寞的精神,没有献身科学的决心,没有鉴别资料真伪优劣的能力,一切都无从谈起。

南京大学历史系的4年大学生活,为朱自振从事中国农业史、中国茶叶史学术研究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。1959年,他从南京大学毕业,来到中国农业科学院南京农学院农业遗产研究室工作,迈入学术研究的殿堂。该研究室主任是着名农史专家万国鼎教授,当时已是花甲之年。他认为朱自振工作踏实,富有事业心,进取精神强,出于爱才、培养接班人的考虑,他与朱自振作了几次深谈,把自己珍藏多年的部分茶史论着、撰写的茶学研究论文,郑重推荐给朱自振,开始具体指导和帮助他熟悉并钻研茶史。

朱自振是幸运的。在万国鼎教授的直接指导下,他在茶史研究路上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,协助另一位茶史研究专家陈祖椝,共同核实、补抄地方志史籍,从中熟悉和搜集有关茶史资料。后来,万国鼎教授分配他俩去完成茶史研究工作上的另一个重任,整理编撰《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》。

1962年,制订国家科学发展规划时,参加会议的万国鼎提出的茶史研究课题获得批准。万国鼎在京出席科学发展规划会议的同时,朱自振和陈祖椝正好出差到北京图书馆检索、核对地方志资料。万国鼎向他们传达了会议审定农史课题的相关情况,提出“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”分上编与下编两部分,上编由陈祖架、朱自振主持编撰,搜集经史子集和笔记、杂考中的茶叶资料,下编则由朱自振、陈祖椝主持编撰,搜集地方志中的茶叶资料。这样分工便于通力合作又各有侧重,加上陈祖椝比朱自振年长许多,在茶史研究中利于实行“传帮带”。可见,万国鼎对朱自振在茶史研究这项工作中寄予厚望。

朱自振与陈祖椝在北京图书馆检索地方志的过程中,发现许多很有价值的茶史资料线索,提出将其全部查抄下来,汇成专册的设想,得到万国鼎教授同意。于是两人便在北京和其他几家大图书馆夜以继日地进行抄录。朱自振争分夺秒,他总是每天一早出门奔往图书馆,抄一个上午,饿了,中午就在附近的小摊上吃点面条,下午接着继续干,晚上回到招待所还要忙碌两三个小时。由于超负荷地工作,他的腿脚浮肿一天比一天严重,对此,他全然不顾,只知埋头苦干。他甚至心甘情愿地被“锁”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一个多月,赶抄茶史资料。这里书库调书,搬进搬出工作量很大,朱自振一个人实在担负不起。该馆工作人员见此情景,就照顾他直接进库查抄资料。但午休时,图书馆要闭馆,午休这两个小时不利用起来,实在太可惜了。他找有关领导商量,取得特许,继续留在书库抄录茶史资料。他每天自带干粮,喝点自来水,中午自愿被“锁”在书库内。这一锁就“锁”了一个多月,“锁”得朱自振胃炎发作,头昏眼花,时不时还恶心、呕吐,可是令他感到高兴的是,茶史资料取得了意外收获。

北京查抄茶史资料旗开得胜,朱自振马不停蹄地转战天津、上海、杭州、宁波,从这些地方所藏的地方志书中,查抄到更为丰富的茶史资料。1963年5月前后,茶史资料的检索和补抄工作基本完成。在万国鼎教授的指点下,陈祖椝和朱自振开始编撰《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上编》,不幸的是,该年万国鼎教授突患病谢世。朱自振遵循万教授生前的教诲,誓愿终生从事茶史研究工作,努力完成其未尽事业。

朱自振和陈祖椝本想尽快编就这两部茶史书稿。然而,事与愿违,1964年初春,朱自振被调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(“四清运动”),编撰工作被迫中断。1965年年底,经加班加点,编成了《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》上编并下编的初稿,并立即寄交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审查。在那场史无前例的“文化大革命”中,送审稿自然惨遭查封之厄运。

1976年,粉碎“四人帮”后,朱自振首先想到的就是将早年送审的《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》上编与下编两部初稿重新加以整理和补充。该年陈祖椝不幸病逝,两部书稿的重新校注和增补工作落在朱自振一人身上。1981年,农业出版社出版了上编《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》,1991年,东南大学出版社又出版了下编《中国茶叶历史资料续辑》。历经近30年,这两部书稿的出版,了却了三代茶史研究人员的心愿,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。

1995年,退休后的朱自振继续整理茶史资料。他在香港城市大学作客座研究员的时候,对中国历代茶书进行全面搜集,潜心校勘,撰写题记,校加注释,奠定了《中国历代茶书汇编校注本》一书的基本面貌。

论证巴蜀茶源

科学研究是学者的生命,是全部价值的主要体现。朱自振是茶史研究方面的“稀缺资源”,是国家认定的存世不多的园艺类科学技术专家,他几十年如一日,在茶史研究领域辛勤耕耘,作出了突出贡献。他一生着述颇丰,着作除了上文提到的4种资料书外,还有《太湖地区农业史稿》、《中国茶酒文化史》(合着)、《茶史初探》、《农业通史》(参编)、《中华茶叶五千年》(参编)等,发表论文100多篇。他在茶史研究方面建树颇多,提出过许多论见,其中最突出的主张则是巴蜀是中国饮茶文化的摇篮。

朱自振考证认为:先秦之时,巴蜀乃是两个部族或国家,一个由巴人血统形成的巴族(巴国),一个则是由蜀人血统形成的蜀族(蜀国)。现今重庆一带,即是巴族聚居的领域,而现今成都一带则是蜀族聚居的领域。这两个部族,都并非当地的土着。相传“蜀人和黄帝族同源,是由甘青山地沿横断山脉南迁的羌族的一支。巴人祖居‘湖北清江流域’,《太平寰宇记》引《世本》说,‘巴郡南郡蛮,本有五隆……皆出武落钟离山。’钟离山,亦名留难山,位今湖北长阳县境内;其中巴姓的一支,就是由这里沿大溪移居川东的。巴族、蜀族移居巴山蜀水以后,他们和原先居住在这里的一些氏族,住相错,行相仿,交相融合,产生或形成了一种巴蜀文化。”这种由古代形成的巴蜀文化之中,自然就包括饮茶文化在内。

朱自振从1959年大学毕业后,茶史研究一直伴随着他走过了数十年的漫长岁月。退休之后,他依然在茶史研究领域中笔耕不辍,探索不止。他学术生命仍然十分旺盛,国内的重要茶文化会议,经常能看到他活跃的身影,日本京都大学的学术报告讲坛上,留下了他智慧的声音,香港、澳门的学术交流活动中,记载了他的足迹。如今年愈花甲的朱自振,尽管体弱多病,但在茶史探索之路上的奋斗精神却不减当年。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:“我愿为中国茶叶历史文化奉献终生!”

培养后继人才

人才培养是学术传承的主要途径,是学术繁荣的重要前提。朱自振深知,单靠少数精英式的专家学者,是不能迎来茶史研究领域的繁花锦簇的。他在奋力开拓茶史研究的同时,多了一项重要工作,这就是精心培养硕士、博士这种高层次的茶史研究专门人才,把自己的研究心得毫无保留地教给他们。

他教育学生,做学问一定要老老实实,切忌浮躁、浮夸,更不能走歪门左道。他认为,高层次的茶史研究人才,必须眼界开阔,能够走出国门,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。为此,他经常带研究生参加高层次的学术研讨会,让他们能够与顶级专家一起加强交流,便于学习。

如今,朱自振悉心培养的学生,已成为茶史研究领域的生力军,有些已经成长为独当一面的专家。王利华,南开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、博士生导师,是朱自振指导的硕士研究生。章传政,安徽农业大学茶文化研究所业务骨干,朱自振指导的第一位博士,他被评为优秀博士……

朱自振还有不少“编外学生”。近年来,茶史茶文化研究方兴未艾,许多年轻人慕名而来,请求朱自振加以指点。对此,他一概来者不拒,有求必应,视同己出,为此花费的时间、精力难以估量。